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摘录施永青先生的文章:- 中美進入冷戰狀態 傳媒自由難免受限

 中美進入冷戰狀態 傳媒自由難免受限

蘋果日報停刊,有傳媒人表示,香港已痛失新聞自由,以後再難找到像黎智英這樣敢言的傳媒人;對此,他表示非常惋惜。

他這樣的說法,很明顯在表示,他是反對保安當局引用國安法去對付蘋果日報的。他似乎認為,新聞自由應包括勾結外國勢力去制裁自己的國

家。為了維護新聞自由,政府是不應插手幹預傳媒運作的。

如果他真是這樣想,那他真是對現實世界的政治毫無認識。他若是堅持在今天的香港,繼續套用這套他在學府裏得來的理念,那就不但自己會撞到頭破血流,而且還可能令香港的傳媒空間被進一步收窄。

其實,在現實世界,傳媒自由並非無時無刻,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存在的。在古代與今天不一樣,在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不一樣,在和平時期與戰爭年代亦不一樣。並沒有一套適用於所有環境的準則。

一般而言,傳媒自由只存在於和平時期,而且是建制已非常鞏固,且自信不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會容許傳媒自由。若是在戰爭時期,敵方的傳媒是要消滅的首要對象,連存在也不能容許,怎可以有任意行動的自由?美國用飛彈「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原因就是使館內有支持塞爾維亞的電台與美軍作相反的宣傳,美方當然要不惜任何手段把它滅聲。

即使到了今年,美國的安全部門仍日夜工作,不斷設法剷除支持伊斯蘭國、伊朗、塔利班……以及所有會危害美國立國理念與現今體制的傳媒。

二戰後,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冒起的時候,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就成立過一個專用來打擊「非美活動」的委員會。要審核在美國活動的文化人(包括傳媒人)的思想行為。結果連差利‧卓別靈也被視為在危害美國,被逼流亡瑞士。大量異見人士因而失業,有人甚至被逼到要自殺。

即使到了今天,拜登上台後,特朗普在Twitter與Facebook等網上戶口都被封閉。美國連前總統的言論自由都沒法忍受,其他民間之前支持特朗普的傳媒處境如何,可想而知。只是香港的新聞界沒有心去挖掘及報道罷了。如果Fox News膽敢用蘋果日報對待北京的定位,來對待拜登政府的話,Fox News亦會落得蘋果日報一樣的命運。

傳媒是民眾的資訊來源,任何建制都必須擁有在傳媒上的話語權,才能令憲法制定出來的體制正常運作。所謂傳媒自由,只能賦予那些認同與支持憲制的傳媒。定位與憲制對立的媒體,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限制。

97回歸後,西方仍想把香港留在西方陣營內,扮演西方想香港扮演的角色,這是北京所不能容許的。選擇這樣做的傳媒,無可避免會受到打壓。這種打壓的力度因為中美冷戰的惡化而漸趨激烈。香港的傳媒若想留在香港活動,必須重新定位。

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文章: - 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香港的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推出後,迅即兵敗如山倒,到了完善選舉制度也出台後,更幾乎被殺得片甲不留。我們若看看1年前他們阻礙立法會選出內會主席達半年之久時的得意忘形,豈能不嘆息他們的幼稚,完全看不懂物窮必反的道理,大禍將至仍茫然不知。究竟他們犯了甚麼錯誤?

對於那些不知所謂只圖破壞的社會思潮及族群,讓其在失敗後自我枯萎退出歷史舞台是正確的取態,我們不用替其可惜。不過,反對派中也並非人人心懷叵測,他們較正派的人當中,思想也有積極的元素,處理得宜,可對香港的政經發展起到正面作用。但要發揮到這些可能存在的積極因素,首先要做的便是為他們的失敗作檢討,找出錯誤。我只見到有人雞飛狗走,未見到他們有發表過甚麼深刻的反省,為了香港之福,只有越俎代庖,替他們思考一下。

放棄領導 任黑暴肆虐香江
香港反對派中較為傳統的一翼,我們姑且稱為傳統泛民,他們犯了甚麼錯誤?我認為有兩個是主要的︰第一是面對民粹黑暴的冒起,傳統泛民竟主動放棄領導力,任由黑暴肆虐香江,使市民大為反感;第二是他們對民主理念及制度認識膚淺,只懂空洞口號,不明白民主制度有優劣之分,致使當西方的民主制度缺陷陸續暴露了出來,他們卻無能力作出反思,在理論上輕易被競爭對手拷打。

傳統泛民放棄在反對派中的領導權,最鮮明的象徵便是他們到今天也不願意與黑暴分子割席。你不割席,人民自然把你看成是與黑暴同一鼻孔出氣,也認同那些天怒人怨的攬炒行為,當你們失敗時,社會中人就算不都是額手稱慶,死硬支持者的氣勢也會大幅萎縮。

認為傳統泛民此舉不智,並非只是我個人的判斷,不少有識之士亦早已察覺。在70年代初發表過「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王希哲,最近接受《亞洲週刊》的訪問,他也對黑暴分子推動的「打砸搶燒『時代革命』」十分不滿,認為他們「何其張狂」,但最終卻落得「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下場。他希望泛民能重回「愛國民主運動」的路綫,帶領支持者重新出發。要知道,王希哲思想有深度,我甚至認為他可稱為中國民主運動第一理論家的人物,他如此評價過去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豈不值得放棄了領導權的傳統泛民檢討一下?

王希哲是泛民的「自己人」,不與泛民搞在一起的其他有識之士對他們批判更猛。上周,《香港01》的老闆于品海在其5周年慶典中發言,直指︰「身居其位的泛民領軍者竟然糊塗到將自己的位置『禮讓』給一班政治流氓和無知的抗爭派,叫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語無倫次的口號,甚至讓他們主宰泛民自己的政治命運,結果當然就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此話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是時代的強音!

我們若有耐性細讀一些年前黑暴分子提出的口號或理論,不難會被其水平之低而語氣甚大感到驚詫。我見慣了年輕學生交來的作業或考卷當中充斥著的各種錯誤,雖然主觀上很想見到可以青出於藍的學生,但卻絕不會放棄查找他們錯誤的能力,若放棄,他們也不應該上我的課。有此習慣,我不會受民粹主義的吵鬧聲所惑,即使有時他們表面看來有點聲勢。正因有此素養,我特別奇怪為何傳統泛民不懂得以證據為基礎去作出諸事的判斷。我猜想他們之所以在面對民粹時如此軟弱,如此失聰失明,原因有二:一是機會主義心態,他們為了選票,不敢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黑暴的倒行逆施;二是不少傳統泛民在思想上都帶有左翼元素,這些人往往不能弄清領袖與群眾的辯證關係。群眾有力量,但需引導到有用的方向。這正如核能,很有力,但若沒有引導,會成核爆,玉石俱焚。文革後,巴金等知識分子自我檢討為何遭到紅衞兵欺淩時,也會感到似乎他們是對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內疚感往往使他們以為群眾永遠是對的,此種認知有時頗有害處。

民主制度 非一定帶來幸福
為何我上文說泛民對民主理念認識膚淺?政治的目的是使人民達到最高的幸福感,民主制度不是目的,只是一種並不確定可否達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有不少人相信西式民主有此功能,但近年的一連串事件,頗使人質疑此種認知是否正確。為何「民主燈塔」美國選出了特朗普這樣的人做總統?為何脫歐對英國不利,但公投卻容許飄忽的民意以輕微票數為英國作了此決定,但事後又有大量人後悔?為何美國及印度這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都在抗疫中搞得一塌糊塗,但中國卻十分成功?就算號稱民主的台灣搞得不錯,但其抗疫成績,在中國各省中也只算中等。這些事實都讓人不得不思索,政治制度有多種,民主制度也有多種,甚麼制度最適合自己?並非叫幾句機械化的口號便可解決。

等而下之的制度考量便是自身墮入別有用心的外國算計中,跟著別人叫叫口號、縱火掟磚,便以為盡了社會責任。此等行徑,對港人毫無好處。泛民應多研習理論,認清過去自己是多麼的糊塗。懂得犯過了甚麼錯的泛民,將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理應還有角色,否則他們可能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文章

        西方媒体打算把假的事情说成真的,因为假的事情讲一千遍就有更多人相信了,而大部分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或懒于独立思考的。这就是残酷的事实。


 跌下神壇的西方媒體 財經/地產



特朗普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發明與推廣了「假新聞」(fake news)這一標籤,把一向自稱為擁抱普世價值及報道基於事實的西方傳媒弄得灰頭土臉。假若西方媒體處事公允,沒有痛腳被人抓住,「假新聞」這名詞也不會深入民心。西方傳媒並非完全沒有正義

人士,但其不少從業員的偏頗,恐怕已為他們自製了一種信任危機,在國際事務上尤其如此。

在西方媒體中,很少有聲譽地位能與BBC相比肩的,我們只要把這個它們最優秀的代表檢視一下,便可知特朗普的不滿並非沒有根據。BBC近年的一些新聞及評論的處理方式,的確使人失望,見到一個名牌從神壇上跌下來,我倒是感到有點悲哀。

見微知著,可以用兩個近日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BBC的作為有負世人的期許。第一件事是葉劉日前接受BBC訪談節目《Hard Talk》的訪問。這節目在網上容易找到,葉劉也對主持人的偏頗作了回擊,我便不談其細節,只點出主持人犯上的錯誤頗為典型,讀者不難看出其代表了不少西方傳媒的通病。

掩藏不利自己論點的事實
第一種錯誤是雙重標準。主持人氣勢洶洶的質問葉劉為何香港的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法官與司法人員要宣誓效忠中國?(其實誓詞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持人言下之意,是此種宣誓十分不當,不應該存在,但為何他不敢指出英國官員就任也要宣誓效忠女皇,其他主要國家也有類似安排?聲色俱厲的背後,不是雙重標準是甚麼?

第二種錯誤是割裂事實,把不方便自己論點的重要事實掩藏。主持人嚴詞責問,為何在1月份拘捕了那47人?他認為那47人僅僅是參與了一個為將來立法會選舉增加勝算的初選。但這些人的被捕,只是因為搞了個非法選舉嗎?

這個初選顯然是操控未來選舉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本身是否犯法,要待法庭審判,但真正的問題並不止此。假設有一個人突然公然宣布,他計劃要行刺某位要人,並把詳細計劃列出,第一步是買刀,第二步是某時某分持刀進入要人家中把他刺死,若把他的行動割裂開來,例如跑去買刀,有些步驟根本不違法,但此人未進入要人家中拔出利刀之前,一定會被抓了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幹甚麼。同理,那47名政客一早便表明目的是要癱瘓政府推翻政府,社會當然不會容許他們把此事進行到底。BBC的主持把整件事的背景抽空,這是哪門子的公正時事評論?

買偽造資料抹黑新疆政府
第三種錯誤是故意無端抹黑。這名主持與BBC其他的一些新聞從業員,近日一直有大肆攻擊新疆政府搞種族滅絕及強迫勞動,先不論這些抹黑指控早已被事實推翻,邏輯上這些抹黑還會使指控者陷入困局。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及政策,要看其成效,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綜合國力的進步,公認是歷史奇跡,疫情控制、扶貧、科技、國防、基建等,莫不取得矚目成就,93%的人民也支持中央政府,遠勝其他國家政府所得的支持度。愈是把中國的制度與政策說得一無是處,人神共憤,愈是難以解釋西方國家的政府管治力及不上中國。

近日另一件事也削弱世人對BBC的信任。在中國外交部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BBC的一個監製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發炮,但卻自取其辱。事緣BBC找了個德國人鄭國恩(Adrian Zenz),要他「研究」中國在新疆如何推行種族滅絕等政策,但維吾爾人口增速遠高於漢人,人均壽命增長迅速,怎會有種族滅絕?這位BBC的監製責問華春瑩,為何批評BBC與鄭國恩的關係時不先向該監製查詢?而且又稱BBC新聞都被英國的Ofcom監管,不會亂來,不會造假。

但見華春瑩不慌不忙,指出鄭國恩早已自爆BBC曾叫他提供新疆政府如何欺壓人民的「證據」,但鄭表示,證據很少,很難滿足BBC要求,於是BBC給了鄭一筆錢,委託他「研究」這一命題,鄭突然又「找到」不少證據。華指出了這些所謂證據根本經不起考驗。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傳媒機構有著這麼多記者不用,卻付錢給一個信譽備受質疑的人買偽造資料,這是否撐得起BBC的招牌?

BBC虛構中國新聞無王管
更絕的是,華春瑩熟悉BBC的監管制度,指出Ofcom只有權力監管英國國內新聞報道,無權監管國際新聞報道,換言之,就算BBC完全虛構有關中國的新聞,也不會受罰。這位監製被抓個正著,完全無力反駁華春瑩。

不少人認為西方傳媒宣傳能力遠大於中國,這也許沒錯,有關中國的正面消息,西方傳媒根本無興趣報道。但近年西方媒體及政客的抹黑,包括關於新疆的造謠,卻在宣傳上幫了中國政府的大忙。中國人民第一身接觸到中國的資訊,疫情控制的成功感同身受,每年到新疆訪問的訪客,多達2億人!他們理所當然地會把西方傳媒的不實之言視為笑柄,這對提高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及民族自信有莫大好處,14億人民團結起來,不是說得了笑的力量。

2021年3月28日 星期日

摘录汤先生文章:- 中國應該對BBC罰款

好一个“宜将剩勇追穷寇”, 借古喻今,好多事情想不明白,就多学习历史。自有明鉴。

新疆維吾爾族種族滅絕事件,成件事都是由BBC搞出來,現在BBC又好似唔關佢事,沒有再表態,因為如果表態,就一定要攞證據,如果被發覺是蔑造就大件事,中國因為今次滅族事件被歐盟,美英加等國家制裁,雖然有反制,但似乎是放過BBC,不過有人會話,BBC是新聞機構,不可以制裁或者罰款,如果這個理據成立,英國亦不可對CGTN罰款,所以,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亦應該對BBC罰款,但唔好罰咁多,如果BBC交罰款,代表BBC承認蔑造新聞,如果唔交罰款,就要證明種族滅絕是真的,我突然記得毛澤東講「宜將剩勇追窮寇,莫把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放過BBC未必是好事。

2021年3月17日 星期三

先決定去留才懂得取捨 - 摘录施先生文章

 施先生的文章有条理,有逻辑,文中的主角也算头脑清晰。


先決定去留才懂得取捨

認識一位年前曾積極參與抗中社會運動的朋友,自國安法通過後,就一直感到很徬徨。他身邊的「戰友」,有些入獄,有些逃亡,剩下來的已不再積極參與他們發起的活動。對這些想退縮的人,他已不敢強求,因為他知道,參加這類活動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尤其是那些有家室的

人,怎可能沒有猶豫?

再者,他看到他們原先堅持缺一不可的訴求,已變得完全渺茫。他們原先期望的外國出手,對北京完全起不到作用。他們原先氣勢如虹的運動,亦已從一呼百應變成勢孤力薄。

起初,他嘗試躲進自己友的互聯網社交媒體中尋找安慰;但一返回現實世界,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他知道香港不可能變成他們「理想」中的樣子。他亦不得不考慮要移民,問題是他在香港有發展得不錯的事業,離開就得前功盡廢,且很難再在外國重新開始。他原先積累的市場知識可能不適用,而人脈關係亦須重新搭建。他們排擠過新移民,當然明白外國人也會這樣做。他對重建他的事業毫無把握。

他才四十出頭,人生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他不打算這麼早就退休,然後虛度餘下的生活。他聽已離開的朋友說,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然而,在自己沒有前景的地方,孩子就有前景嗎?

他以前去過一些西方的二線城市,發現失業情況嚴重,露宿者醉倒路邊的情況時會遇到。他還經常看到,一些不知為甚麼可以不用上學的街童,倚著欄杆吸煙笑鬧;他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他於是對「為了孩子才移民」的說法感到懷疑。

還有一點他是知道的,就是中美的角力將會長期持續,打後一段時間,中國人在外國的待遇可能會急劇轉差。外國人是分不清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區別的。香港人去到西方國家一樣會受到排斥,要自己的後代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並不安全。

經過多輪思想掙紮,他最終還是決定留在香港繼續生活更為實際。當他作出這個抉擇後,他很快發現其他問題都不難取捨。

他開始不想攬炒,因為攬炒並不足以令特區政府下台,或令北京放棄香港的主權;攬炒只會破壞香港的經濟與民生,對他的事業與家庭都沒有好處。他開始厭惡那些唱衰香港的言論,覺得這類言論用心不良,且與事實不符。

他於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業上,他發覺香港的營商環境並不太差,他的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自從有了自己的新路向之後,他已不覺得那麼徬徨,要作的取捨都顯得自然而然。他之前的路之所以這麼難走下去,是他訂錯了目標,選錯了途徑;自從調整了路向之後,才發現「風景這邊獨好」。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

转载:张化桥先生对澳洲记者的文章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种族歧视政策!

 (2021-01-15 07:31:25)

今天,澳大利亚记者Daryl Guppy撰文,谴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种族歧视,而且明显带着英国殖民地色彩的外交政策。其实何止澳大利亚是这样,西方国家全是这样。很多亚非拉国家也是这样,多数国家是英美的走狗。

他说,二月份以来,世界各国不断谴责中国在疫情初期的隐瞒。但是英国的肺炎变种一直隐瞒了三个月才报告。但是没有人谴责英国。

从二月份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不准中国旅行者飞入,直到现在。但是英、美、欧洲人飞过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它们的疫情严重多了。

中国一直在援助太平洋各个岛国,但是,澳大利亚一直以老大哥身份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不准他们接受中国的援助。澳大利亚在外交上明显是美英的走狗。

中国很多人在国内的中文媒体上嚷嚷,可是外国人看不到、看不懂、懒得看。在英文媒体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声音。这个问题中国人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人现在不知道海外媒体讲的是什么,只是关着国门讲话。全文如下。

Coronavirus has exposed Australia’s double standards, quasi-colonial outlook.

Canberra’s muted reac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a new Covid-19 variant in the UK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its ban on travellers from China in February 2020.

It also reveals the unacknowledged racism that still lingers at the core of Austral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ays Daryl Guppy.

Daryl Guppy,

Published: 5:00am, 14 Jan, 2021. SCMP.

It was September 20 when a new variant of Covid-19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the English county of Kent. Yet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is highly transmissible new strain did not come from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Matt Hancock, until December 14. Had this happened in China, Western media outlets would have been quick to allege a “cover-up” – but in the event, the UK’s almost three-month delay in notifying the world went largely unremarked upon by much of the West, including Australia. This double standard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in political terms. China is considered unfriendly, so for many in the Australian media, much of what China does is seen as part of a dark security conspiracy. Britain, on the other hand, is on “our” side, so we are more tolerant of its errors and omissions. It is OK for the UK to be “learning about it as we go”, asOk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has said of the pandemic.

Such duplicity harks back to Australia’s colonial past as a European outpost in Asia. It is a heritage that has more than a hint of racism at its core, which increasingly pervades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has been borne out by the country’s reaction to the new UK strain. Despite this new variant being highly infectious, Australia has still not banned travellers from Britain – a full month after the UK health secretary finally acknowledged the strain’s existence.

Indeed, it was only last week th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abinet belatedly decided to impose preflight coronavirus testing on passengers coming from the UK.

Australia now h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of the UK Covid-19 variant, some of which are contained in quarantine facilities for returning travellers. At least two infections are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and triggered a three-day lockdown of Brisbane, Queensland’s capital. Few have questioned the efficacy of so short a lockdown to control a virus that has a 10- to 14-day incubation period.

Australia’s muted response to the new UK variant stands in strong contrast to how it react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On February 1, the country quickly banned foreign nationals on fligh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those in mid-air, just one week after Wuhan had gone into lockdown. It was not until March that travellers from Italy were banned. By April it was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well on its way to becoming the epicentre of the pandemic, yet travellers from that country were still allowed in. And throughout the year, Australian citizens, residents and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have been able to arrive in the country from Britain, despite its surging infection rates.

The restrictions on those traveller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however, have continued all through 2020, and are yet to be lifted. China – and other observers in Asia – have watched all this with a degree of resignation, because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a policy approach that has seen Australia revert to its colonial past.

For a brief time befor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under former prime ministers Bob Hawke and Paul Keating,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moved towards the country’s integration with Asia as an equal partner.

The cre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Apec) was largely an Australian initiative, but not one dominated by Australia. Subsequent leadership changes shifted the focus as the country came to believ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ership role in advancing Western values in Asia. Infamously, and with no hint of hubris, former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ccepted then-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description in 2003 of Australia as a “sheriff” of Asia. By 2018, the language of a Western rules-based global order and the denial of governance legitimacy to those who did not uphold democratic ideals began to pervade discussions by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and more recently Australia’s Defence Minister Linda Reynolds.

To his credit, current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declined to fully sign up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2019 call for a clash of civilisations, but nor was there an outright rejection of this philosophy.

The return to a quasi-colonial outlook is reflected in Australia’s rejection of the UN motion condemning Britain’s occupation of the Chagos Islands. Part of this colonial possession – the island of Diego Garcia – was gifted by the UK to the US in 1970. Australia was one of six countries to vote against the UN resolution. Most recently, in February last year, Australia quietly announced plans to effectively militarise another UK colonial gift, the Cocos (Keeling) Islands, so that the airfield there can support the deployment of Boeing P8-A Poseidon aircraft.

This anachronistic outlook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tendency to scold others in the region and tell them what they must do.

Rather than accep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om China, Pacific island nations are pressured to reject it and, by implication, learn to live with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inadequate facilities. Australia’s Pacific Step-up policy, first announced in 2016, is more about preventing aid from China than it is about matching the need fo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like New Zealand, which has delivered widespread vaccine assistance to Pacific nations, Australia has been the first to warn others in Asia of the dangers of China’s vaccine diplomacy. Does it really mean that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should reject Beijing’s assistance? Perhaps not, but these warnings do not come with alternatives. These unconscious features of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approach to Asia and the specifics of its policy action, such as the refusal to ban UK travellers, reflect this outlook. Certainly officers of Australia’s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o not see themselves in a quasi-colonial role, but such is often the real impact of the country’s policy decisions.

The decision not to ban travellers from Britain clearly signals that Canberra continues to apply one set of rules to one group, and another set to Asia. This undermines not only Australia’s already poor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its ties with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Despite what Australia proclaims, for many in the region, it is clear that unacknowledged racism still lingers at the core of Austral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UK Covid-19 variant has tested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integrity in Asia, and the country has been found wanting.

Daryl Guppy is a financial market and political analyst based in Australia and working in China and Singapore. Author of many books, he provides China engagement support for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He serves on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nd the Silk Road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的文章: - 雷射針——雙重標準

 雷射針——雙重標準

  我是一個相信理性,尊重事實的人,過去有一事一直大惑不解,為何文革期間一些似乎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人,其行為會變得有若瘋癲?自「佔中」後,尤其是二〇一九年黑暴後,卻驀然警覺,原來文革正在香港上演,現實告訴我們,紅衞兵式的行為不是這麼奇怪,它可能是人性中蘊藏的一種弱點或

甚至是卑劣。到了這兩年,從親自見證香港發生之事與西方一些政客的言論相比較,卻又更深地體會到人性中的另一劣行,便是虛偽。這裏先要澄清,特朗普是真小人,且謊話連篇,但不算虛偽,真正虛偽的是另一大批自命站在道德高地的政客。

  虛偽集中的體現是雙重標準,在這一方面本來英國的政客一直比別的國家領先一條街,但近年美國的政客急起直追,也許已經反超。英國政客有何虛偽?隨便可提出一大堆例子。港人熟知的是殖民地百餘年以來,在香港擁有絕對獨裁全力的人是港督,他由英皇委派,以統治者的身份抵達香港,絕對不是香港人投票選出。也許部份港督的人品不差,例如尤德,他推動了大專院校的發展,但在體制上,港督的制度與民主當然遠離十萬八千里。我對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今年愈是看出其局限性,所以頗有保留,但殖民地時期香港並無實行民主制度,卻是鐵一般的事實。有人或許會說,自一九九一年起,不是有小部份立法局議員是直選嗎?對!但為甚麼要在英國交出權力的前夕才這麼做。既然如此,若英國的政客不持雙重標準,他們便絕無資格在香港政制是否採用民主選舉時說三道四。若是忍不住口,也應在每次評論後在醒目的位置加上一句:「在殖民時期,英國是絕不容忍民主的」,就像香煙包上要印上「吸煙危害健康」一樣。

  英國的政客也號稱尊重人權與法治,但殖民政府在這一方面的記錄也不值得稱許。年輕的港人或許不知道或不記得,六七年時學生在校園中派發傳單便可坐牢兩年。看看張婉婷的電影《玻璃之城》,也可知七一年在維園內參與釣魚台示威,叫叫口號的,也可被那位威利警司帶領的警察揮棒打得頭破血流,並有牢獄之災。當年我有不甚相熟的朋友曾遭此劫。前年黑暴期間,英國政客在讚揚暴力得多的暴徒上,倒是沒有缺席,真的是講一套做一套。

  人權的其中一個環節是不搞歧視。稍上年紀的香港人都會知道,英國人來港工作是有特權的,與華人同一資歷的殖民者,職位大多高得多,第一位華人司級官員,要到六十年代的徐家祥才出現。學歷上,不是拿英聯邦學位的,哪怕你是學富五車,也只能懇求政府承認。既然如此,今天英國政客在涉港問題上扮成道德重整會會長,能不臉紅?

  美國政客在雙重標準上的道行也是高深得很,佩洛西「美麗的風景線」一詞,已成為她個人標籤,美國國會也曾邀請攻入香港立法會的梁繼平為座上客,但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多位美國議員,對闖入國會山莊的暴民無不咬牙切齒,美國聯邦調查局效率甚高,對這些暴民迅速又拉又鎖,繩之於法。這是對的,但這些政客為何對更加暴力、破壞社會安寧時間更長的香港黑暴又偏心寵幸,對盡忠職守的香港警方人員卻又譴責又制裁呢?

  在疫情甩鍋上,美國政客尤見功力。中國去年一月初連新冠病毒的基因圖譜也公佈了,這是最深層次的透明度,沒有它,美國的藥廠也無從發展出mRNA疫苗。中國抗疫所付出的犧牲與無私,使人動容,一年前的一月底,連武漢也封了城,飛機火車都停止,美國政府今日竟仍在說中國遲遲不透露其抗疫的方法。

  中國的方法清除得很,城也封了,口罩變必須,社交距離,社區隔等等,美國對這些路人皆知的做法置若罔聞,自己搞得一塌糊塗,卻只懂責怪他人,這又是一種雙重標準的極致。我小學畢業時,班主任梁勁謀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寫下:「待人以恕,律己為嚴。」這也是雙重標準,其含義卻是與美國政客的心態相反的。甚麼時候他們才領略到中華文化的哲理?

  為甚麼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這麼氾濫?也許這是因為他們的傲慢,也許是種族歧視,反正港人對他們的反感他們並不在乎。但港人又在乎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