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1日 星期二

摘录施永青先生的文章 - 愛因斯坦如何看人生的價值

 愛因斯坦如何看人生的價值

有專門收集名人手稿的朋友,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手稿被著名本地商人投得感到非常羨慕。他覺得,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對人類影響重大。有了這套理論基礎,人類才能對宇宙的本質有進一步的認識,人類才能成功地利用核能(愛因斯坦對他的理論被用來製造原子彈感到

遺憾)。因此,這份手稿可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文獻,往後還有很多升值潛力。

從投資的角度而言,朋友的分析十分有道理,尤其是在今天這種無限QE的年代,持有這類手稿的回報一定勝過持有鈔票。我相信,愛因斯坦在寫相對論的時候,一定沒有想過,這份手稿將來可以在拍賣場上賣得這麼高的價錢(港幣1億元)。在愛因斯坦的心目中,手稿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在拍賣場上可以賣得甚麼價錢,而在於手稿的內容助人類揭示了宇宙的真諦。

愛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切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

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是甚麼呢?是財富與權力,有人透過財富去獲得權力,亦有人透過權力去獲得財富。只是財富與權力都不可以帶去死後的世界,它們並沒有永恒的價值。正是死去原知萬事空,何必當初空努力!

愛因斯坦很年輕的時候,就得以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令他有機會發現,「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們的視察和思維所能及的。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

從愛因斯坦自己的文字,我們可以得悉,甚麼才是他心目中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我相信,他寧願躺在草地上凝視著穹蒼胡思亂想,也不願花時間去研究哪項投資會有更高的回報。

愛因斯坦想看到的,並非他的手稿可以拍賣得一個驚人的高價,而是人們在思考他的相對論時,會「像得到解放一樣」受到吸引,他希望看到世上有更多的人,可以專心致志地投入探索宇宙奧秘的事業中去,並從中找到內心的自由與安寧。

愛因斯坦死了,但是他還活著,每次有人接觸他的理念時,就像愛因斯坦為他們打開了一扇他們以前沒有留意到而又存在的窗,看到窗外令人驚訝得透不過氣來的景象,那一剎那間茅塞頓開,自己好像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樣。

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我接觸到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時候,第二次就是接觸到廣義相對論的時候。可惜從商之後,有這樣感受的機會少了。

2021年12月16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的文章:-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二○一四年人大常委決議把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訂為「國家公祭日」,以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喪生的亡靈。

  這個決議非常正確。在一九三七年的這一天,日本侵華部隊在其華中軍總

司令,戰後被國際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絞死的松井石根率領下,耀武揚威的操入南京城。這名總司令給予了日軍一天假期,以便他們到處姦淫擄掠,以殺人為樂。但此等暴行又豈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後四十多天,共三十萬無辜平民被殺,有人算過他們身上流的血液,幾近一千五百噸,當中不少被推入位處今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位置的萬人坑中,婦女嬰兒也不被放過。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同一天,東京卻有百萬人湧到街頭慶祝,歡聲震天。

  這段滅絕人性的歷史,日本不但從來沒有仿效德國總理跪倒紀念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碑前道歉,反而一眾政要過時過節便去參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是何等對生命不尊重的心態?有日本這樣一個鄰國,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我們能忘記歷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卻有對歷史無知,胡塗透頂的某些家長,要投訴某中學播放的一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短片,不滿當中的殘忍鏡頭,又有人認為學校只是「為勢所逼」才放這段電影。「為勢所逼」一詞暴露了這名家長的心態,他或她應是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長及教師抱有此等教育觀,則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會沉淪,不懂明辨是非,也無競爭力。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的大事,當中可供學習的教材十分豐富,值得挖掘。若家長及教師有適當引導,孩子可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對兇殘的反感,對和平的熱愛。年紀較大的還可探索為何人類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見識過兇殘及知道日本侵略軍最終失敗,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氣去面對可怕的敵人。在人生事業中,勇氣是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現有所謂的「安全區」的概念,即學生有權不用見到他們不想見的事物,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的言論,此種把年輕人當作溫室裏花朵的做法,正在為美國培養出一批廢物,香港豈能學習?

  但在南京這段可怖的歷史中,我們又可見到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當時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們是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等等,都因為對日軍的獸行看不下去,冒著極大的危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並庇護了近二十萬名南京市民。他們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國西門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員工拉貝(John Rabe),他牽頭把金陵大學及美國領事館作為核心區,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三點八六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讓難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與日軍討價還價,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堅定的納粹黨!拉貝來華前後共三十年,在一九三四年因為要創辦一間讓德國僑民子弟讀書的學校,向德國政府申請撥款,於是加入了納粹黨。在那段風雨飄搖,要保護並養活20萬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也成了世界名人,與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華群)也被視為聖母、觀音菩薩。拉貝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被迫離開南京,4月回到德國,受到納粹的重重盤問,戰後,蘇聯紅軍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戰後廢墟中,他也窮途潦倒,宋美齡向南京市民募捐,倒是送了一筆錢給他解困。這批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友人除了讓我們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複雜外(納粹黨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歷史原始材料讓我們辨別事實的真偽。他們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當中多名當事人都留下了日記,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攝,使我們得見不少圖片及紀錄片。後來,亦有不少有心人訪問過倖存者,記敍了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媒體報道,各種資料互相印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謂鐵證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斷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證據是否可信,不能人雲亦雲,這也是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教師、家長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這些材料,消化後因才施教,讓學生怎麼從材料的對比中找出結論。

  說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及作家張純如。她一九六八年出生,祖父母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自幼聽祖父母描述當年經歷。研究院畢業後,她插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對大屠殺的記錄,特別是重新發現幾乎已湮沒了的近二千頁的《拉貝日記》,出版了暢銷五十餘萬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使世人重新記憶起這段歷史。她在二○○四年因抑鬱症吞槍自盡,雖說她是長期失眠及受藥物後遺症影響,但我總懷疑她多多少少是在看到了這麼多悲慘材料後,精神有點承受不了。所以學校搞相關教育,也要因應不同年齡小心取材。

  搞「南京大屠殺」教育,目的不應是煽動仇恨,而是要我們對人性的卑劣產生戒心,並且明白爭取和平的可貴與必要性。此點也應是教育的一部份。

2021年12月8日 星期三

摘录施永青先生文章 -- 為何西式民主會變成只是惺惺作態

         这篇文章把西式大部分人认为的所谓好的民主的源头和发展总结的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好坏,要从源头看起,而不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為何西式民主會變成只是惺惺作態

昨文指出,西方雖然把人權與民主標榜成普世價值,但這往往只是他們幹預別國內政,掠奪別國資源的藉口;現實是他們口裏說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大量歷史事例都反映出,西方人在履行民主與人權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有人說,西方雖然在歷史上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已經知錯能改,不會重蹈覆轍了。相比落後國家(這些國家大部分行威權政治),西方的那套政治制度,應更切合民主的真諦。只可惜,西方推行民主政治時,對自己人是一套,對外人又是另一套,親疏有別。

西方在希臘的城邦年代,已在政治上講民主,但只是自由民才可以有民主,奴隸是沒有民主的。在他們心目中,奴隸根本不是人,根本不配有民主。

英國在開始搞議會政治時,亦只讓有土地的人來投票,後來才擴闊至有交稅的人。時至今日,你也要先得他們認可,成為他們的國民,你才配有投票權。

這在處理一國自己內部的事務時或許應該這樣,但西方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亦堅持要西方人說了算,完全不尊重世上其他人的意見。他們從來不會在國際問題上搞一人一票。他們在搭建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時,完全沒有引入民主理念。

西方人會有這樣的選擇,跟他們整套思想體系是有密切關係的。其根源是西方人相信進化論,相信他們那套以善用資源為最終目標的政治經濟學。

西方人相信進化論,就會認為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把地域環境的差異所導致的文明發展上的差異視作自己高人一等的客觀根據。他們覺得科技水平不如他們的外族人,在智慧水平上亦應該及不上他們;他們之間的差距會隨時間而拉闊,變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最後以弱者被淘汰告終。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其主要功能就是讓地球上的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分配。實踐證明,把資源更多地撥給強者去處理,效果一定好過把資源撥給弱者去處理。西方的經濟學基本上以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作基礎。所以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很容易就演變成鋤弱扶強的體系。

西方在科技發展上早走了一步,這本已為他們建立了很多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建立起保護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令早有資本積累的民族,在國際競爭上擁有絕對的優勢。他們的所謂法治,就是要鞏固資本擁有者的主導權——資源的管理權與成果的分配權。經過自工業革命以來這麼多年的經營與部署,西方已在與其他文明的競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肯輕易把既得利益拿出來與世人分享。如是令西方文明的包容性變得愈來愈低。

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摘录施永青先生的文章:- 中美進入冷戰狀態 傳媒自由難免受限

 中美進入冷戰狀態 傳媒自由難免受限

蘋果日報停刊,有傳媒人表示,香港已痛失新聞自由,以後再難找到像黎智英這樣敢言的傳媒人;對此,他表示非常惋惜。

他這樣的說法,很明顯在表示,他是反對保安當局引用國安法去對付蘋果日報的。他似乎認為,新聞自由應包括勾結外國勢力去制裁自己的國

家。為了維護新聞自由,政府是不應插手幹預傳媒運作的。

如果他真是這樣想,那他真是對現實世界的政治毫無認識。他若是堅持在今天的香港,繼續套用這套他在學府裏得來的理念,那就不但自己會撞到頭破血流,而且還可能令香港的傳媒空間被進一步收窄。

其實,在現實世界,傳媒自由並非無時無刻,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存在的。在古代與今天不一樣,在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不一樣,在和平時期與戰爭年代亦不一樣。並沒有一套適用於所有環境的準則。

一般而言,傳媒自由只存在於和平時期,而且是建制已非常鞏固,且自信不會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會容許傳媒自由。若是在戰爭時期,敵方的傳媒是要消滅的首要對象,連存在也不能容許,怎可以有任意行動的自由?美國用飛彈「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原因就是使館內有支持塞爾維亞的電台與美軍作相反的宣傳,美方當然要不惜任何手段把它滅聲。

即使到了今年,美國的安全部門仍日夜工作,不斷設法剷除支持伊斯蘭國、伊朗、塔利班……以及所有會危害美國立國理念與現今體制的傳媒。

二戰後,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冒起的時候,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就成立過一個專用來打擊「非美活動」的委員會。要審核在美國活動的文化人(包括傳媒人)的思想行為。結果連差利‧卓別靈也被視為在危害美國,被逼流亡瑞士。大量異見人士因而失業,有人甚至被逼到要自殺。

即使到了今天,拜登上台後,特朗普在Twitter與Facebook等網上戶口都被封閉。美國連前總統的言論自由都沒法忍受,其他民間之前支持特朗普的傳媒處境如何,可想而知。只是香港的新聞界沒有心去挖掘及報道罷了。如果Fox News膽敢用蘋果日報對待北京的定位,來對待拜登政府的話,Fox News亦會落得蘋果日報一樣的命運。

傳媒是民眾的資訊來源,任何建制都必須擁有在傳媒上的話語權,才能令憲法制定出來的體制正常運作。所謂傳媒自由,只能賦予那些認同與支持憲制的傳媒。定位與憲制對立的媒體,在任何地方都會受到限制。

97回歸後,西方仍想把香港留在西方陣營內,扮演西方想香港扮演的角色,這是北京所不能容許的。選擇這樣做的傳媒,無可避免會受到打壓。這種打壓的力度因為中美冷戰的惡化而漸趨激烈。香港的傳媒若想留在香港活動,必須重新定位。

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文章: - 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香港的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推出後,迅即兵敗如山倒,到了完善選舉制度也出台後,更幾乎被殺得片甲不留。我們若看看1年前他們阻礙立法會選出內會主席達半年之久時的得意忘形,豈能不嘆息他們的幼稚,完全看不懂物窮必反的道理,大禍將至仍茫然不知。究竟他們犯了甚麼錯誤?

對於那些不知所謂只圖破壞的社會思潮及族群,讓其在失敗後自我枯萎退出歷史舞台是正確的取態,我們不用替其可惜。不過,反對派中也並非人人心懷叵測,他們較正派的人當中,思想也有積極的元素,處理得宜,可對香港的政經發展起到正面作用。但要發揮到這些可能存在的積極因素,首先要做的便是為他們的失敗作檢討,找出錯誤。我只見到有人雞飛狗走,未見到他們有發表過甚麼深刻的反省,為了香港之福,只有越俎代庖,替他們思考一下。

放棄領導 任黑暴肆虐香江
香港反對派中較為傳統的一翼,我們姑且稱為傳統泛民,他們犯了甚麼錯誤?我認為有兩個是主要的︰第一是面對民粹黑暴的冒起,傳統泛民竟主動放棄領導力,任由黑暴肆虐香江,使市民大為反感;第二是他們對民主理念及制度認識膚淺,只懂空洞口號,不明白民主制度有優劣之分,致使當西方的民主制度缺陷陸續暴露了出來,他們卻無能力作出反思,在理論上輕易被競爭對手拷打。

傳統泛民放棄在反對派中的領導權,最鮮明的象徵便是他們到今天也不願意與黑暴分子割席。你不割席,人民自然把你看成是與黑暴同一鼻孔出氣,也認同那些天怒人怨的攬炒行為,當你們失敗時,社會中人就算不都是額手稱慶,死硬支持者的氣勢也會大幅萎縮。

認為傳統泛民此舉不智,並非只是我個人的判斷,不少有識之士亦早已察覺。在70年代初發表過「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王希哲,最近接受《亞洲週刊》的訪問,他也對黑暴分子推動的「打砸搶燒『時代革命』」十分不滿,認為他們「何其張狂」,但最終卻落得「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下場。他希望泛民能重回「愛國民主運動」的路綫,帶領支持者重新出發。要知道,王希哲思想有深度,我甚至認為他可稱為中國民主運動第一理論家的人物,他如此評價過去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豈不值得放棄了領導權的傳統泛民檢討一下?

王希哲是泛民的「自己人」,不與泛民搞在一起的其他有識之士對他們批判更猛。上周,《香港01》的老闆于品海在其5周年慶典中發言,直指︰「身居其位的泛民領軍者竟然糊塗到將自己的位置『禮讓』給一班政治流氓和無知的抗爭派,叫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語無倫次的口號,甚至讓他們主宰泛民自己的政治命運,結果當然就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此話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是時代的強音!

我們若有耐性細讀一些年前黑暴分子提出的口號或理論,不難會被其水平之低而語氣甚大感到驚詫。我見慣了年輕學生交來的作業或考卷當中充斥著的各種錯誤,雖然主觀上很想見到可以青出於藍的學生,但卻絕不會放棄查找他們錯誤的能力,若放棄,他們也不應該上我的課。有此習慣,我不會受民粹主義的吵鬧聲所惑,即使有時他們表面看來有點聲勢。正因有此素養,我特別奇怪為何傳統泛民不懂得以證據為基礎去作出諸事的判斷。我猜想他們之所以在面對民粹時如此軟弱,如此失聰失明,原因有二:一是機會主義心態,他們為了選票,不敢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黑暴的倒行逆施;二是不少傳統泛民在思想上都帶有左翼元素,這些人往往不能弄清領袖與群眾的辯證關係。群眾有力量,但需引導到有用的方向。這正如核能,很有力,但若沒有引導,會成核爆,玉石俱焚。文革後,巴金等知識分子自我檢討為何遭到紅衞兵欺淩時,也會感到似乎他們是對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內疚感往往使他們以為群眾永遠是對的,此種認知有時頗有害處。

民主制度 非一定帶來幸福
為何我上文說泛民對民主理念認識膚淺?政治的目的是使人民達到最高的幸福感,民主制度不是目的,只是一種並不確定可否達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有不少人相信西式民主有此功能,但近年的一連串事件,頗使人質疑此種認知是否正確。為何「民主燈塔」美國選出了特朗普這樣的人做總統?為何脫歐對英國不利,但公投卻容許飄忽的民意以輕微票數為英國作了此決定,但事後又有大量人後悔?為何美國及印度這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都在抗疫中搞得一塌糊塗,但中國卻十分成功?就算號稱民主的台灣搞得不錯,但其抗疫成績,在中國各省中也只算中等。這些事實都讓人不得不思索,政治制度有多種,民主制度也有多種,甚麼制度最適合自己?並非叫幾句機械化的口號便可解決。

等而下之的制度考量便是自身墮入別有用心的外國算計中,跟著別人叫叫口號、縱火掟磚,便以為盡了社會責任。此等行徑,對港人毫無好處。泛民應多研習理論,認清過去自己是多麼的糊塗。懂得犯過了甚麼錯的泛民,將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理應還有角色,否則他們可能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2021年4月8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文章

        西方媒体打算把假的事情说成真的,因为假的事情讲一千遍就有更多人相信了,而大部分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或懒于独立思考的。这就是残酷的事实。


 跌下神壇的西方媒體 財經/地產



特朗普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發明與推廣了「假新聞」(fake news)這一標籤,把一向自稱為擁抱普世價值及報道基於事實的西方傳媒弄得灰頭土臉。假若西方媒體處事公允,沒有痛腳被人抓住,「假新聞」這名詞也不會深入民心。西方傳媒並非完全沒有正義

人士,但其不少從業員的偏頗,恐怕已為他們自製了一種信任危機,在國際事務上尤其如此。

在西方媒體中,很少有聲譽地位能與BBC相比肩的,我們只要把這個它們最優秀的代表檢視一下,便可知特朗普的不滿並非沒有根據。BBC近年的一些新聞及評論的處理方式,的確使人失望,見到一個名牌從神壇上跌下來,我倒是感到有點悲哀。

見微知著,可以用兩個近日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BBC的作為有負世人的期許。第一件事是葉劉日前接受BBC訪談節目《Hard Talk》的訪問。這節目在網上容易找到,葉劉也對主持人的偏頗作了回擊,我便不談其細節,只點出主持人犯上的錯誤頗為典型,讀者不難看出其代表了不少西方傳媒的通病。

掩藏不利自己論點的事實
第一種錯誤是雙重標準。主持人氣勢洶洶的質問葉劉為何香港的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法官與司法人員要宣誓效忠中國?(其實誓詞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持人言下之意,是此種宣誓十分不當,不應該存在,但為何他不敢指出英國官員就任也要宣誓效忠女皇,其他主要國家也有類似安排?聲色俱厲的背後,不是雙重標準是甚麼?

第二種錯誤是割裂事實,把不方便自己論點的重要事實掩藏。主持人嚴詞責問,為何在1月份拘捕了那47人?他認為那47人僅僅是參與了一個為將來立法會選舉增加勝算的初選。但這些人的被捕,只是因為搞了個非法選舉嗎?

這個初選顯然是操控未來選舉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本身是否犯法,要待法庭審判,但真正的問題並不止此。假設有一個人突然公然宣布,他計劃要行刺某位要人,並把詳細計劃列出,第一步是買刀,第二步是某時某分持刀進入要人家中把他刺死,若把他的行動割裂開來,例如跑去買刀,有些步驟根本不違法,但此人未進入要人家中拔出利刀之前,一定會被抓了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幹甚麼。同理,那47名政客一早便表明目的是要癱瘓政府推翻政府,社會當然不會容許他們把此事進行到底。BBC的主持把整件事的背景抽空,這是哪門子的公正時事評論?

買偽造資料抹黑新疆政府
第三種錯誤是故意無端抹黑。這名主持與BBC其他的一些新聞從業員,近日一直有大肆攻擊新疆政府搞種族滅絕及強迫勞動,先不論這些抹黑指控早已被事實推翻,邏輯上這些抹黑還會使指控者陷入困局。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及政策,要看其成效,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綜合國力的進步,公認是歷史奇跡,疫情控制、扶貧、科技、國防、基建等,莫不取得矚目成就,93%的人民也支持中央政府,遠勝其他國家政府所得的支持度。愈是把中國的制度與政策說得一無是處,人神共憤,愈是難以解釋西方國家的政府管治力及不上中國。

近日另一件事也削弱世人對BBC的信任。在中國外交部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BBC的一個監製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發炮,但卻自取其辱。事緣BBC找了個德國人鄭國恩(Adrian Zenz),要他「研究」中國在新疆如何推行種族滅絕等政策,但維吾爾人口增速遠高於漢人,人均壽命增長迅速,怎會有種族滅絕?這位BBC的監製責問華春瑩,為何批評BBC與鄭國恩的關係時不先向該監製查詢?而且又稱BBC新聞都被英國的Ofcom監管,不會亂來,不會造假。

但見華春瑩不慌不忙,指出鄭國恩早已自爆BBC曾叫他提供新疆政府如何欺壓人民的「證據」,但鄭表示,證據很少,很難滿足BBC要求,於是BBC給了鄭一筆錢,委託他「研究」這一命題,鄭突然又「找到」不少證據。華指出了這些所謂證據根本經不起考驗。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傳媒機構有著這麼多記者不用,卻付錢給一個信譽備受質疑的人買偽造資料,這是否撐得起BBC的招牌?

BBC虛構中國新聞無王管
更絕的是,華春瑩熟悉BBC的監管制度,指出Ofcom只有權力監管英國國內新聞報道,無權監管國際新聞報道,換言之,就算BBC完全虛構有關中國的新聞,也不會受罰。這位監製被抓個正著,完全無力反駁華春瑩。

不少人認為西方傳媒宣傳能力遠大於中國,這也許沒錯,有關中國的正面消息,西方傳媒根本無興趣報道。但近年西方媒體及政客的抹黑,包括關於新疆的造謠,卻在宣傳上幫了中國政府的大忙。中國人民第一身接觸到中國的資訊,疫情控制的成功感同身受,每年到新疆訪問的訪客,多達2億人!他們理所當然地會把西方傳媒的不實之言視為笑柄,這對提高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及民族自信有莫大好處,14億人民團結起來,不是說得了笑的力量。

2021年3月28日 星期日

摘录汤先生文章:- 中國應該對BBC罰款

好一个“宜将剩勇追穷寇”, 借古喻今,好多事情想不明白,就多学习历史。自有明鉴。

新疆維吾爾族種族滅絕事件,成件事都是由BBC搞出來,現在BBC又好似唔關佢事,沒有再表態,因為如果表態,就一定要攞證據,如果被發覺是蔑造就大件事,中國因為今次滅族事件被歐盟,美英加等國家制裁,雖然有反制,但似乎是放過BBC,不過有人會話,BBC是新聞機構,不可以制裁或者罰款,如果這個理據成立,英國亦不可對CGTN罰款,所以,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亦應該對BBC罰款,但唔好罰咁多,如果BBC交罰款,代表BBC承認蔑造新聞,如果唔交罰款,就要證明種族滅絕是真的,我突然記得毛澤東講「宜將剩勇追窮寇,莫把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放過BBC未必是好事。

2021年3月17日 星期三

先決定去留才懂得取捨 - 摘录施先生文章

 施先生的文章有条理,有逻辑,文中的主角也算头脑清晰。


先決定去留才懂得取捨

認識一位年前曾積極參與抗中社會運動的朋友,自國安法通過後,就一直感到很徬徨。他身邊的「戰友」,有些入獄,有些逃亡,剩下來的已不再積極參與他們發起的活動。對這些想退縮的人,他已不敢強求,因為他知道,參加這類活動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尤其是那些有家室的

人,怎可能沒有猶豫?

再者,他看到他們原先堅持缺一不可的訴求,已變得完全渺茫。他們原先期望的外國出手,對北京完全起不到作用。他們原先氣勢如虹的運動,亦已從一呼百應變成勢孤力薄。

起初,他嘗試躲進自己友的互聯網社交媒體中尋找安慰;但一返回現實世界,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他知道香港不可能變成他們「理想」中的樣子。他亦不得不考慮要移民,問題是他在香港有發展得不錯的事業,離開就得前功盡廢,且很難再在外國重新開始。他原先積累的市場知識可能不適用,而人脈關係亦須重新搭建。他們排擠過新移民,當然明白外國人也會這樣做。他對重建他的事業毫無把握。

他才四十出頭,人生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他不打算這麼早就退休,然後虛度餘下的生活。他聽已離開的朋友說,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然而,在自己沒有前景的地方,孩子就有前景嗎?

他以前去過一些西方的二線城市,發現失業情況嚴重,露宿者醉倒路邊的情況時會遇到。他還經常看到,一些不知為甚麼可以不用上學的街童,倚著欄杆吸煙笑鬧;他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成為他們的一分子。他於是對「為了孩子才移民」的說法感到懷疑。

還有一點他是知道的,就是中美的角力將會長期持續,打後一段時間,中國人在外國的待遇可能會急劇轉差。外國人是分不清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區別的。香港人去到西方國家一樣會受到排斥,要自己的後代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並不安全。

經過多輪思想掙紮,他最終還是決定留在香港繼續生活更為實際。當他作出這個抉擇後,他很快發現其他問題都不難取捨。

他開始不想攬炒,因為攬炒並不足以令特區政府下台,或令北京放棄香港的主權;攬炒只會破壞香港的經濟與民生,對他的事業與家庭都沒有好處。他開始厭惡那些唱衰香港的言論,覺得這類言論用心不良,且與事實不符。

他於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事業上,他發覺香港的營商環境並不太差,他的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自從有了自己的新路向之後,他已不覺得那麼徬徨,要作的取捨都顯得自然而然。他之前的路之所以這麼難走下去,是他訂錯了目標,選錯了途徑;自從調整了路向之後,才發現「風景這邊獨好」。

2021年1月28日 星期四

转载:张化桥先生对澳洲记者的文章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种族歧视政策!

 (2021-01-15 07:31:25)

今天,澳大利亚记者Daryl Guppy撰文,谴责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种族歧视,而且明显带着英国殖民地色彩的外交政策。其实何止澳大利亚是这样,西方国家全是这样。很多亚非拉国家也是这样,多数国家是英美的走狗。

他说,二月份以来,世界各国不断谴责中国在疫情初期的隐瞒。但是英国的肺炎变种一直隐瞒了三个月才报告。但是没有人谴责英国。

从二月份以来,澳大利亚一直不准中国旅行者飞入,直到现在。但是英、美、欧洲人飞过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它们的疫情严重多了。

中国一直在援助太平洋各个岛国,但是,澳大利亚一直以老大哥身份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不准他们接受中国的援助。澳大利亚在外交上明显是美英的走狗。

中国很多人在国内的中文媒体上嚷嚷,可是外国人看不到、看不懂、懒得看。在英文媒体上,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声音。这个问题中国人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人现在不知道海外媒体讲的是什么,只是关着国门讲话。全文如下。

Coronavirus has exposed Australia’s double standards, quasi-colonial outlook.

Canberra’s muted reac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a new Covid-19 variant in the UK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its ban on travellers from China in February 2020.

It also reveals the unacknowledged racism that still lingers at the core of Austral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says Daryl Guppy.

Daryl Guppy,

Published: 5:00am, 14 Jan, 2021. SCMP.

It was September 20 when a new variant of Covid-19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the English county of Kent. Yet public acknowledgement of this highly transmissible new strain did not come from Britain’s health secretary, Matt Hancock, until December 14. Had this happened in China, Western media outlets would have been quick to allege a “cover-up” – but in the event, the UK’s almost three-month delay in notifying the world went largely unremarked upon by much of the West, including Australia. This double standard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in political terms. China is considered unfriendly, so for many in the Australian media, much of what China does is seen as part of a dark security conspiracy. Britain, on the other hand, is on “our” side, so we are more tolerant of its errors and omissions. It is OK for the UK to be “learning about it as we go”, asOk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oris Johnson has said of the pandemic.

Such duplicity harks back to Australia’s colonial past as a European outpost in Asia. It is a heritage that has more than a hint of racism at its core, which increasingly pervades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has been borne out by the country’s reaction to the new UK strain. Despite this new variant being highly infectious, Australia has still not banned travellers from Britain – a full month after the UK health secretary finally acknowledged the strain’s existence.

Indeed, it was only last week th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abinet belatedly decided to impose preflight coronavirus testing on passengers coming from the UK.

Australia now h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of the UK Covid-19 variant, some of which are contained in quarantine facilities for returning travellers. At least two infections are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and triggered a three-day lockdown of Brisbane, Queensland’s capital. Few have questioned the efficacy of so short a lockdown to control a virus that has a 10- to 14-day incubation period.

Australia’s muted response to the new UK variant stands in strong contrast to how it react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On February 1, the country quickly banned foreign nationals on flights from mainland China, including those in mid-air, just one week after Wuhan had gone into lockdown. It was not until March that travellers from Italy were banned. By April it was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well on its way to becoming the epicentre of the pandemic, yet travellers from that country were still allowed in. And throughout the year, Australian citizens, residents and their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have been able to arrive in the country from Britain, despite its surging infection rates.

The restrictions on those traveller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however, have continued all through 2020, and are yet to be lifted. China – and other observers in Asia – have watched all this with a degree of resignation, because it is a continuation of a policy approach that has seen Australia revert to its colonial past.

For a brief time before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under former prime ministers Bob Hawke and Paul Keating,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moved towards the country’s integration with Asia as an equal partner.

The cre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 (Apec) was largely an Australian initiative, but not one dominated by Australia. Subsequent leadership changes shifted the focus as the country came to believ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leadership role in advancing Western values in Asia. Infamously, and with no hint of hubris, former Prime Minister John Howard accepted then-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description in 2003 of Australia as a “sheriff” of Asia. By 2018, the language of a Western rules-based global order and the denial of governance legitimacy to those who did not uphold democratic ideals began to pervade discussions by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and more recently Australia’s Defence Minister Linda Reynolds.

To his credit, current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declined to fully sign up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s 2019 call for a clash of civilisations, but nor was there an outright rejection of this philosophy.

The return to a quasi-colonial outlook is reflected in Australia’s rejection of the UN motion condemning Britain’s occupation of the Chagos Islands. Part of this colonial possession – the island of Diego Garcia – was gifted by the UK to the US in 1970. Australia was one of six countries to vote against the UN resolution. Most recently, in February last year, Australia quietly announced plans to effectively militarise another UK colonial gift, the Cocos (Keeling) Islands, so that the airfield there can support the deployment of Boeing P8-A Poseidon aircraft.

This anachronistic outlook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untry’s increasing tendency to scold others in the region and tell them what they must do.

Rather than accept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rom China, Pacific island nations are pressured to reject it and, by implication, learn to live with poor infrastructure and inadequate facilities. Australia’s Pacific Step-up policy, first announced in 2016, is more about preventing aid from China than it is about matching the need for development assistance.

Unlike New Zealand, which has delivered widespread vaccine assistance to Pacific nations, Australia has been the first to warn others in Asia of the dangers of China’s vaccine diplomacy. Does it really mean that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should reject Beijing’s assistance? Perhaps not, but these warnings do not come with alternatives. These unconscious features of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approach to Asia and the specifics of its policy action, such as the refusal to ban UK travellers, reflect this outlook. Certainly officers of Australia’s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do not see themselves in a quasi-colonial role, but such is often the real impact of the country’s policy decisions.

The decision not to ban travellers from Britain clearly signals that Canberra continues to apply one set of rules to one group, and another set to Asia. This undermines not only Australia’s already poor relations with China, but also its ties with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Despite what Australia proclaims, for many in the region, it is clear that unacknowledged racism still lingers at the core of Austral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UK Covid-19 variant has tested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integrity in Asia, and the country has been found wanting.

Daryl Guppy is a financial market and political analyst based in Australia and working in China and Singapore. Author of many books, he provides China engagement support for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He serves on the 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nd the Silk Road Chamber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摘录雷鼎鸣先生的文章: - 雷射針——雙重標準

 雷射針——雙重標準

  我是一個相信理性,尊重事實的人,過去有一事一直大惑不解,為何文革期間一些似乎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人,其行為會變得有若瘋癲?自「佔中」後,尤其是二〇一九年黑暴後,卻驀然警覺,原來文革正在香港上演,現實告訴我們,紅衞兵式的行為不是這麼奇怪,它可能是人性中蘊藏的一種弱點或

甚至是卑劣。到了這兩年,從親自見證香港發生之事與西方一些政客的言論相比較,卻又更深地體會到人性中的另一劣行,便是虛偽。這裏先要澄清,特朗普是真小人,且謊話連篇,但不算虛偽,真正虛偽的是另一大批自命站在道德高地的政客。

  虛偽集中的體現是雙重標準,在這一方面本來英國的政客一直比別的國家領先一條街,但近年美國的政客急起直追,也許已經反超。英國政客有何虛偽?隨便可提出一大堆例子。港人熟知的是殖民地百餘年以來,在香港擁有絕對獨裁全力的人是港督,他由英皇委派,以統治者的身份抵達香港,絕對不是香港人投票選出。也許部份港督的人品不差,例如尤德,他推動了大專院校的發展,但在體制上,港督的制度與民主當然遠離十萬八千里。我對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今年愈是看出其局限性,所以頗有保留,但殖民地時期香港並無實行民主制度,卻是鐵一般的事實。有人或許會說,自一九九一年起,不是有小部份立法局議員是直選嗎?對!但為甚麼要在英國交出權力的前夕才這麼做。既然如此,若英國的政客不持雙重標準,他們便絕無資格在香港政制是否採用民主選舉時說三道四。若是忍不住口,也應在每次評論後在醒目的位置加上一句:「在殖民時期,英國是絕不容忍民主的」,就像香煙包上要印上「吸煙危害健康」一樣。

  英國的政客也號稱尊重人權與法治,但殖民政府在這一方面的記錄也不值得稱許。年輕的港人或許不知道或不記得,六七年時學生在校園中派發傳單便可坐牢兩年。看看張婉婷的電影《玻璃之城》,也可知七一年在維園內參與釣魚台示威,叫叫口號的,也可被那位威利警司帶領的警察揮棒打得頭破血流,並有牢獄之災。當年我有不甚相熟的朋友曾遭此劫。前年黑暴期間,英國政客在讚揚暴力得多的暴徒上,倒是沒有缺席,真的是講一套做一套。

  人權的其中一個環節是不搞歧視。稍上年紀的香港人都會知道,英國人來港工作是有特權的,與華人同一資歷的殖民者,職位大多高得多,第一位華人司級官員,要到六十年代的徐家祥才出現。學歷上,不是拿英聯邦學位的,哪怕你是學富五車,也只能懇求政府承認。既然如此,今天英國政客在涉港問題上扮成道德重整會會長,能不臉紅?

  美國政客在雙重標準上的道行也是高深得很,佩洛西「美麗的風景線」一詞,已成為她個人標籤,美國國會也曾邀請攻入香港立法會的梁繼平為座上客,但包括佩洛西在內的多位美國議員,對闖入國會山莊的暴民無不咬牙切齒,美國聯邦調查局效率甚高,對這些暴民迅速又拉又鎖,繩之於法。這是對的,但這些政客為何對更加暴力、破壞社會安寧時間更長的香港黑暴又偏心寵幸,對盡忠職守的香港警方人員卻又譴責又制裁呢?

  在疫情甩鍋上,美國政客尤見功力。中國去年一月初連新冠病毒的基因圖譜也公佈了,這是最深層次的透明度,沒有它,美國的藥廠也無從發展出mRNA疫苗。中國抗疫所付出的犧牲與無私,使人動容,一年前的一月底,連武漢也封了城,飛機火車都停止,美國政府今日竟仍在說中國遲遲不透露其抗疫的方法。

  中國的方法清除得很,城也封了,口罩變必須,社交距離,社區隔等等,美國對這些路人皆知的做法置若罔聞,自己搞得一塌糊塗,卻只懂責怪他人,這又是一種雙重標準的極致。我小學畢業時,班主任梁勁謀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寫下:「待人以恕,律己為嚴。」這也是雙重標準,其含義卻是與美國政客的心態相反的。甚麼時候他們才領略到中華文化的哲理?

  為甚麼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這麼氾濫?也許這是因為他們的傲慢,也許是種族歧視,反正港人對他們的反感他們並不在乎。但港人又在乎他們嗎?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摘录石先生的文章 - 《石鏡泉》美國蠢人無藥醫

        石先生的手笔真是惟妙惟肖,看的我哈哈大笑,最抵死的一句“一国两”智“”, 太搞笑啦!

最近美国的新闻实在觉得“上帝要人灭亡,必先让人疯狂” 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美國有些人無藥醫,不是我講,是美國《華盛頓郵報》近日有文:《沒有任何

疫苗能夠終結美國的無知和不理性》,這個很文雅的文題,我們人土,只懂一句:人蠢無藥醫,

就最配今時內地媒體關於《華盛頓郵報》文章的報道,其文如下:

 
  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沒有任何疫苗能夠終結美國的無知和不理性》的評論文章。

文章指出,美國在新冠大流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研製出了新冠疫苗,但是疫苗或許可以把美國人

重新冠當中解救出來,卻無法治癒美國的「無知和不理性大流行」。

 
  美國在科學領域的實力毋庸置疑,但是在科學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的同時,人們的無知也達到

了「近乎不可思議的地步」。文章認為,美國現在愈來愈符合「兩個國家」這個概念,大家都是

美國人,但卻是一國兩「智」。
 
  兩個完全極端的群體,就像是不同星球的居民,在面對同一件事情的時候,表現截然相反。

這種「兩個國家」的概念,在美國愈來愈氾濫,貧富差距、種族問題、紅藍之分(共和黨和民主

黨矛盾),無不體現出美國當前的嚴重分裂局面。

 
  文章認為,這一切的根源都是理性和不理性之間的分歧,全美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屬於理性陣

營,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則生活在充滿假消息和陰謀論的地方,「假新聞大流行現象的存在,充

分解釋了,為甚麼美國擁有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卻是新冠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就拿新冠疫苗

來說,至少接近30%的人受到陰謀論的影響,表示不會接種疫苗。

 
  這意味著,美國很難通過接種疫苗的方式達到群體免疫的門檻,將會有大約1億人,繼續讓

新冠病毒不斷傳播,繼續對美國造成長期的危險。所以說,美國的病根不是新冠,新冠只是暴露

美國人無知的一面,疫苗能夠讓大部分人從疾病中得到解救,但是非理性大流行卻無藥可醫。

 
  在美國一直存在反智主義,正常時期,大家會一笑了之,但是到了非常時期,反智主義讓美

國嘗到了苦果,從最初的「新冠是小流感」,到後來的「口罩能殺人」,再到現在的「疫苗是為

了控制人類」,一系列陰謀論,讓美國的疫情徹底失控。

 
  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已經死了30多萬人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堅持認為新冠是假的

,根本不存在。一個已經被新冠搞崩心態的國家,還有民眾不相信有新冠病毒,這種病,怎麼治


 
  反智情緒在美國不斷蔓延並不是一個巧合,這個雷已經埋了很久了,然後特朗普點燃了導火

線,雷一下子就爆了。可是即便如此,依然沒能讓那些反智人群清醒,反而不斷尋找蛛絲馬跡,

試圖證明陰謀論是真實的。
 
  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就算美國有一天戰勝了疫情,陰謀論也不會消散,反而有可能因為此

次疫情,變得更有市場。這種現象在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且愈是跟美國走得近,受到的影響就愈

深,看看巴西和英國就知道,反智主義不是傳染病,但傳播能力不比任何一個傳染病弱。

 
*美三分一人 不肯戴口罩*
 
  一如《華盛頓郵報》文所言,美國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系統,但就死了36﹒6多萬人,

全球死於新冠病毒人最多。美國也有很強的疫苗研發技術,但生產了出來,就不能在所需時限,

連打兩劑,即是會將疫苗的有效力拉了下來(藥廠如是說),原因是有班「蠢人」?「聰明人」

?堅信這個新冠病毒是不存在,只是政府的愚民政策,旨在剝奪人民的自由,所以這班人(估計

佔3億美國人中的1億)就不肯戴口罩,不接受社交距離。所以美國才有接近2200萬人染上

新冠病毒,患病人數竟大幅多於醫療衛生差,人口是美國三倍多的印度。

 
  美國在這次疫情中的「世界第一」表現,不是因為他們教育程度低、衛生意識差。而只是一

樣:偏執。俗稱:死牛一邊頸,死蠢。
 
  對於這些蠢美國人,連他們的醫衞局主腦福奇,也束手無策,因為世上尚未有一種醫「蠢」

的藥。
 
  這三分一的死蠢美國人會累死另外那三分二不蠢的美國人,因為那麼多的新冠病毒患者,會

使美國經濟遲遲未能回歸正軌,不單累死美國,亦會累到全世界。

 
  有些美國人不單在新冠病毒上「蠢」,亦在外交事務上蠢。這批美國「聰明人」還想將30

年前那套對付蘇聯的方法來對付中國,但中國會怎樣應付,走著瞧。可以肯定美國所預期的蘇聯

翻版,在中國出現不了。反之,1月6日,如選定下任美總統事上,會否帶來分裂的美國?

 
  但無論如何,特朗普及其一夥的「蠢人」、「聰明人」已告訴了世界,美國偉大之一,就是

有三分一人是「蠢」的,無藥醫,這是全球最大的「蠢人」集中地。咁多「蠢人」,美國的國際

地位能不旁落。
 
  2020年庚子年變最大的變,怕是《華盛頓郵報》知道,他們有三分一同胞是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