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二○一四年人大常委決議把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訂為「國家公祭日」，以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喪生的亡靈。
這個決議非常正確。在一九三七年的這一天，日本侵華部隊在其華中軍總
司令，戰後被國際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絞死的松井石根率領下，耀武揚威的操入南京城。這名總司令給予了日軍一天假期，以便他們到處姦淫擄掠，以殺人為樂。但此等暴行又豈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後四十多天，共三十萬無辜平民被殺，有人算過他們身上流的血液，幾近一千五百噸，當中不少被推入位處今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位置的萬人坑中，婦女嬰兒也不被放過。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同一天，東京卻有百萬人湧到街頭慶祝，歡聲震天。
這段滅絕人性的歷史，日本不但從來沒有仿效德國總理跪倒紀念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碑前道歉，反而一眾政要過時過節便去參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是何等對生命不尊重的心態？有日本這樣一個鄰國，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我們能忘記歷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卻有對歷史無知，胡塗透頂的某些家長，要投訴某中學播放的一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短片，不滿當中的殘忍鏡頭，又有人認為學校只是「為勢所逼」才放這段電影。「為勢所逼」一詞暴露了這名家長的心態，他或她應是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長及教師抱有此等教育觀，則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會沉淪，不懂明辨是非，也無競爭力。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的大事，當中可供學習的教材十分豐富，值得挖掘。若家長及教師有適當引導，孩子可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對兇殘的反感，對和平的熱愛。年紀較大的還可探索為何人類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見識過兇殘及知道日本侵略軍最終失敗，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氣去面對可怕的敵人。在人生事業中，勇氣是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現有所謂的「安全區」的概念，即學生有權不用見到他們不想見的事物，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的言論，此種把年輕人當作溫室裏花朵的做法，正在為美國培養出一批廢物，香港豈能學習？
但在南京這段可怖的歷史中，我們又可見到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當時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們是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等等，都因為對日軍的獸行看不下去，冒著極大的危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並庇護了近二十萬名南京市民。他們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國西門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員工拉貝（John Rabe），他牽頭把金陵大學及美國領事館作為核心區，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三點八六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讓難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與日軍討價還價，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堅定的納粹黨！拉貝來華前後共三十年，在一九三四年因為要創辦一間讓德國僑民子弟讀書的學校，向德國政府申請撥款，於是加入了納粹黨。在那段風雨飄搖，要保護並養活20萬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也成了世界名人，與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華群）也被視為聖母、觀音菩薩。拉貝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被迫離開南京，4月回到德國，受到納粹的重重盤問，戰後，蘇聯紅軍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戰後廢墟中，他也窮途潦倒，宋美齡向南京市民募捐，倒是送了一筆錢給他解困。這批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友人除了讓我們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複雜外（納粹黨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歷史原始材料讓我們辨別事實的真偽。他們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當中多名當事人都留下了日記，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攝，使我們得見不少圖片及紀錄片。後來，亦有不少有心人訪問過倖存者，記敍了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媒體報道，各種資料互相印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謂鐵證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斷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證據是否可信，不能人雲亦雲，這也是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教師、家長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這些材料，消化後因才施教，讓學生怎麼從材料的對比中找出結論。
說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及作家張純如。她一九六八年出生，祖父母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自幼聽祖父母描述當年經歷。研究院畢業後，她插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對大屠殺的記錄，特別是重新發現幾乎已湮沒了的近二千頁的《拉貝日記》，出版了暢銷五十餘萬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使世人重新記憶起這段歷史。她在二○○四年因抑鬱症吞槍自盡，雖說她是長期失眠及受藥物後遺症影響，但我總懷疑她多多少少是在看到了這麼多悲慘材料後，精神有點承受不了。所以學校搞相關教育，也要因應不同年齡小心取材。
搞「南京大屠殺」教育，目的不應是煽動仇恨，而是要我們對人性的卑劣產生戒心，並且明白爭取和平的可貴與必要性。此點也應是教育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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