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施永青先生的文章 - 愛因斯坦如何看人生的價值

 愛因斯坦如何看人生的價值

有專門收集名人手稿的朋友，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手稿被著名本地商人投得感到非常羨慕。他覺得，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對人類影響重大。有了這套理論基礎，人類才能對宇宙的本質有進一步的認識，人類才能成功地利用核能(愛因斯坦對他的理論被用來製造原子彈感到

遺憾)。因此，這份手稿可稱得上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文獻，往後還有很多升值潛力。

從投資的角度而言，朋友的分析十分有道理，尤其是在今天這種無限QE的年代，持有這類手稿的回報一定勝過持有鈔票。我相信，愛因斯坦在寫相對論的時候，一定沒有想過，這份手稿將來可以在拍賣場上賣得這麼高的價錢(港幣1億元)。在愛因斯坦的心目中，手稿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在拍賣場上可以賣得甚麼價錢，而在於手稿的內容助人類揭示了宇宙的真諦。

愛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曾這樣說：「當我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切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

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是甚麼呢？是財富與權力，有人透過財富去獲得權力，亦有人透過權力去獲得財富。只是財富與權力都不可以帶去死後的世界，它們並沒有永恒的價值。正是死去原知萬事空，何必當初空努力！

愛因斯坦很年輕的時候，就得以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令他有機會發現，「在我們之外有一個巨大的世界，它離開我們人類而獨立存在，它在我們面前就像一個偉大而永恒的謎，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們的視察和思維所能及的。對這個世界的凝視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樣吸引著我們……」

從愛因斯坦自己的文字，我們可以得悉，甚麼才是他心目中認為有價值的事情。我相信，他寧願躺在草地上凝視著穹蒼胡思亂想，也不願花時間去研究哪項投資會有更高的回報。

愛因斯坦想看到的，並非他的手稿可以拍賣得一個驚人的高價，而是人們在思考他的相對論時，會「像得到解放一樣」受到吸引，他希望看到世上有更多的人，可以專心致志地投入探索宇宙奧秘的事業中去，並從中找到內心的自由與安寧。

愛因斯坦死了，但是他還活著，每次有人接觸他的理念時，就像愛因斯坦為他們打開了一扇他們以前沒有留意到而又存在的窗，看到窗外令人驚訝得透不過氣來的景象，那一剎那間茅塞頓開，自己好像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樣。

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我接觸到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時候，第二次就是接觸到廣義相對論的時候。可惜從商之後，有這樣感受的機會少了。

摘录雷鼎鸣先生的文章：-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二○一四年人大常委決議把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訂為「國家公祭日」，以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喪生的亡靈。

　　這個決議非常正確。在一九三七年的這一天，日本侵華部隊在其華中軍總

司令，戰後被國際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絞死的松井石根率領下，耀武揚威的操入南京城。這名總司令給予了日軍一天假期，以便他們到處姦淫擄掠，以殺人為樂。但此等暴行又豈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後四十多天，共三十萬無辜平民被殺，有人算過他們身上流的血液，幾近一千五百噸，當中不少被推入位處今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位置的萬人坑中，婦女嬰兒也不被放過。但在十二月十三日同一天，東京卻有百萬人湧到街頭慶祝，歡聲震天。

　　這段滅絕人性的歷史，日本不但從來沒有仿效德國總理跪倒紀念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碑前道歉，反而一眾政要過時過節便去參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是何等對生命不尊重的心態？有日本這樣一個鄰國，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我們能忘記歷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卻有對歷史無知，胡塗透頂的某些家長，要投訴某中學播放的一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短片，不滿當中的殘忍鏡頭，又有人認為學校只是「為勢所逼」才放這段電影。「為勢所逼」一詞暴露了這名家長的心態，他或她應是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長及教師抱有此等教育觀，則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會沉淪，不懂明辨是非，也無競爭力。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的大事，當中可供學習的教材十分豐富，值得挖掘。若家長及教師有適當引導，孩子可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對兇殘的反感，對和平的熱愛。年紀較大的還可探索為何人類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見識過兇殘及知道日本侵略軍最終失敗，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氣去面對可怕的敵人。在人生事業中，勇氣是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現有所謂的「安全區」的概念，即學生有權不用見到他們不想見的事物，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的言論，此種把年輕人當作溫室裏花朵的做法，正在為美國培養出一批廢物，香港豈能學習？

　　但在南京這段可怖的歷史中，我們又可見到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當時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們是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等等，都因為對日軍的獸行看不下去，冒著極大的危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並庇護了近二十萬名南京市民。他們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國西門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員工拉貝（John Rabe），他牽頭把金陵大學及美國領事館作為核心區，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三點八六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讓難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與日軍討價還價，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堅定的納粹黨！拉貝來華前後共三十年，在一九三四年因為要創辦一間讓德國僑民子弟讀書的學校，向德國政府申請撥款，於是加入了納粹黨。在那段風雨飄搖，要保護並養活20萬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也成了世界名人，與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華群）也被視為聖母、觀音菩薩。拉貝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被迫離開南京，4月回到德國，受到納粹的重重盤問，戰後，蘇聯紅軍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戰後廢墟中，他也窮途潦倒，宋美齡向南京市民募捐，倒是送了一筆錢給他解困。這批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友人除了讓我們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複雜外（納粹黨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歷史原始材料讓我們辨別事實的真偽。他們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當中多名當事人都留下了日記，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著攝影機到處拍攝，使我們得見不少圖片及紀錄片。後來，亦有不少有心人訪問過倖存者，記敍了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媒體報道，各種資料互相印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謂鐵證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斷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證據是否可信，不能人雲亦雲，這也是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教師、家長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這些材料，消化後因才施教，讓學生怎麼從材料的對比中找出結論。

　　說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及作家張純如。她一九六八年出生，祖父母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自幼聽祖父母描述當年經歷。研究院畢業後，她插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對大屠殺的記錄，特別是重新發現幾乎已湮沒了的近二千頁的《拉貝日記》，出版了暢銷五十餘萬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使世人重新記憶起這段歷史。她在二○○四年因抑鬱症吞槍自盡，雖說她是長期失眠及受藥物後遺症影響，但我總懷疑她多多少少是在看到了這麼多悲慘材料後，精神有點承受不了。所以學校搞相關教育，也要因應不同年齡小心取材。

　　搞「南京大屠殺」教育，目的不應是煽動仇恨，而是要我們對人性的卑劣產生戒心，並且明白爭取和平的可貴與必要性。此點也應是教育的一部份。

摘录施永青先生文章 -- 為何西式民主會變成只是惺惺作態

         这篇文章把西式大部分人认为的所谓好的民主的源头和发展总结的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的好坏，要从源头看起，而不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為何西式民主會變成只是惺惺作態

昨文指出，西方雖然把人權與民主標榜成普世價值，但這往往只是他們幹預別國內政，掠奪別國資源的藉口；現實是他們口裏說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大量歷史事例都反映出，西方人在履行民主與人權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有人說，西方雖然在歷史上犯過不少錯誤，但是已經知錯能改，不會重蹈覆轍了。相比落後國家(這些國家大部分行威權政治)，西方的那套政治制度，應更切合民主的真諦。只可惜，西方推行民主政治時，對自己人是一套，對外人又是另一套，親疏有別。

西方在希臘的城邦年代，已在政治上講民主，但只是自由民才可以有民主，奴隸是沒有民主的。在他們心目中，奴隸根本不是人，根本不配有民主。

英國在開始搞議會政治時，亦只讓有土地的人來投票，後來才擴闊至有交稅的人。時至今日，你也要先得他們認可，成為他們的國民，你才配有投票權。

這在處理一國自己內部的事務時或許應該這樣，但西方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亦堅持要西方人說了算，完全不尊重世上其他人的意見。他們從來不會在國際問題上搞一人一票。他們在搭建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時，完全沒有引入民主理念。

西方人會有這樣的選擇，跟他們整套思想體系是有密切關係的。其根源是西方人相信進化論，相信他們那套以善用資源為最終目標的政治經濟學。

西方人相信進化論，就會認為弱肉強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們把地域環境的差異所導致的文明發展上的差異視作自己高人一等的客觀根據。他們覺得科技水平不如他們的外族人，在智慧水平上亦應該及不上他們；他們之間的差距會隨時間而拉闊，變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最後以弱者被淘汰告終。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其主要功能就是讓地球上的資源獲得更有效的分配。實踐證明，把資源更多地撥給強者去處理，效果一定好過把資源撥給弱者去處理。西方的經濟學基本上以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作基礎。所以他們那套全球治理體系，很容易就演變成鋤弱扶強的體系。

西方在科技發展上早走了一步，這本已為他們建立了很多優勢。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建立起保護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令早有資本積累的民族，在國際競爭上擁有絕對的優勢。他們的所謂法治，就是要鞏固資本擁有者的主導權——資源的管理權與成果的分配權。經過自工業革命以來這麼多年的經營與部署，西方已在與其他文明的競爭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肯輕易把既得利益拿出來與世人分享。如是令西方文明的包容性變得愈來愈低。